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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直播中国上空的红色利斧——抗日战争时期的

时间:2021-03-10 17:3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开始了代号为“Z”的军事行动。1937年9月17日,10架SB战机最先离开莫斯科,紧接着,在24日和27日两天分别有16架和5架战机驶离莫斯科,共计一个轰炸中队,31架飞机。其中的大部分飞行员由位于莫斯科的苏军第一特种部队精心挑选。它配备有22个SB机组,5个TB-3机组和7个DB-3机组。

  苏联的这场远征最早由基达里夫斯基和马钦指挥,首批战机在克兹洛夫和穆拉维耶夫率领下于1937年10月中旬抵达中国。苏联志愿队分成两个编队和一个由利特维诺夫指挥的单飞的巡逻小分队。共有21架飞机,其它的10架之前用作歼击机编队的引导战机。每架战机都配备了机械维修师以及机枪手,机关枪弹药,600公斤炸弹和单独放置的引信。10月20日,首批到达的7架战机安全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因故障只有5架顺利抵达甘肃肃州。10月24日,首批SB飞机抵达兰州,两天后达到9架。

  由于当时苏联不想刺激日本,苏军的这些行动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但日军的侦察部队对中国境内进行了地毯式侦察,很快认出了苏联的I-15bis、I-16 和图波列夫SB型飞机,虽然在莫斯科---阿拉木图---中国的远征中,苏联方面在飞机上去掉了其国家标志。

  1937年11月6日,从阿拉木图起飞飞往中国的有27架SB型战斗机,57架I-16型战斗机,4架UTI-4双座教练机和6架TB-3 四发飞机。此时在中国境内一共有58架双发SB型战斗机。中转机场的场地不太适合苏联的SB战斗机,因为飞行跑道过短。时任领航员的罗宾回忆说:“从阿拉木图到兰州路段,地面下面基本上就是以前的墓地。飞机冲进墓穴的事情并不罕见。为了保护这些充当机场的墓地不被山上下来的小溪所侵蚀,我们在跑道周围用从别处运来的石头筑起了矮墙。我们每天都要动员当地民众将其放置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点遗憾的是,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得到了该种机型的培训。此外,我们忘记考虑大多数中转机场都在海拔1900米的高地。许多飞机都在降落时撞伤”。在报告中,我们还发现这样的文字:“飞机撞上了土墙,起落架受损……”,“飞机深陷泥潭,起落架臂受损……”或者“我错过了飞机跑道,起落架左臂受损”。

  1937年11月中旬,10架新的飞机前来补偿前期的损耗。这些飞机在阿拉木图集合,并在12月12日左右统一出发,迅速飞往中国。飞行员必须在任何气象条件下至少连续飞行35到38小时,以便适应陌生地区的导航飞行。

  在克列夫佐夫上尉带领下,12月7日,第一梯队的15架SB型战斗机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其中有9架在3架R-5飞机护航下,在肃州着陆,继而飞行到了兰州,在那里已经有一封电报等待索尔少校。1938年,他作为资深空军顾问再次派往中国。

  从1937年10月起,苏联开始在兰州培训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受训人员都没有驾驶双发飞机的经验,因此开始的学习进展非常一般,不仅飞行员是这样,飞机机师也是如此。空军第二大队遭到了重创,紧接着受训的是第二大队的第11中队和第4中队。苏联飞行员多贝奇、努赫季林、诺沃德拉诺夫和萨兰切夫等四人担任培训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教官。培训开始进行得不太顺利,10月31日,一名中国飞行员驾驶飞机时摔断了起落架。其间,日本发现了这些飞机后,试图在地面就将其消灭。11月4日 ,日军的11架轰炸机飞越机场上空,每架飞机扔下了三枚炸弹,共计33枚。苏方的4架SB轰炸机和4架I-16歼击机迅即迎战,日本飞行员没能预料到这样的危险,无法续投,只得仓皇逃离,所幸的是,苏联方面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至1937年12月2日,第19中队只剩下了2架 He 111A-0。1937年年末,他们开始接受苏联方面的培训。到12月中旬,约有45名中国飞行员受训苏军的SB型飞机。

  所有抵达兰州的SB轰炸机都通过官方途径移交给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从机身到两翼,都涂上了国民政府的标志。有些时候,是6条蓝白色带相间。受天气和沙尘暴的影响,涂上的油漆经常脱落,留下一个个白色的污点。最后,中国空军不得不对一些原浅灰涂装的飞机油漆脱落的部分用很多的深绿色小点覆盖。除I-16型飞机外,大多数飞机机身上标有四个大号的白色数字编号,前两位表示中队编号,后两位表示飞机编号。那些数字尺寸均在25-30厘米之间,一般不超过30厘米。前后两组数字间有时候也会用破折号分开。

  从1937年11月中旬开始,SB型飞机开始深入中国腹地,仅11月30号当天,有13架驻扎西安,12月18日,后续飞来26架其它型号的飞机,与之前的13架SB飞机会合。苏联飞行员被分成了两组。 马钦带领的一组飞机负责轰炸在上海的一个日军基地,飞机从南京起飞,沿着长江右岸向东北方向拐弯,沿着海域上空飞行了三四十公里,以期从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进行攻击。但遗憾的是,第一次行动中,苏军未能识别出日军机场,任务需要二次执行。在第二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一架SB轰炸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最后整个编队遭到日军6架歼击机的阻截。苏军SB轰炸机密集的火力射击也让日军遭到重创,在第一回合中,SB击中了两架日本歼击机;在第二回合中,又歼灭了一架。受伤的SB轰炸机组不得不前往湖北汉口休整。根据当时飞行员的记载,在这场行动中,共有35架日本飞机被摧毁。

  随后,这支SB编队很快与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交手。苏联方面称此战SB一举击毁了“一艘日本巡洋舰,大约6艘日本军舰”。珍藏在莫斯科的苏联海军史研究机构的史料表明:日军从未承认过其在中日战争中有海军失败的案例。只有苏联方面的史料对此有所记载,也或许摧毁的是些日本蒸汽船、驳船、帆船和舢板。

  12月初,在汉口机场上空,在与日军的一场空战中,马钦损失了他编队的第一架SB飞机。该架飞机在100多米的高度被击中,直接坠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中国编队很快撤离了马钦在南京的基地,随其搬迁到了南昌。作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成为日本空军的投射靶。

  12月15日,苏联空军实施了一项名为“礼节性回访”的战斗任务,多贝奇率领几乎全部飞机飞回南京基地轰炸日本空军。其中 9 架 SB轰炸机由中国机组或者是中苏混合机组驾驶。这27架飞机排成了三个“V”字型编队,携带了一半对一半的爆炸弹和燃烧弹在4300米的高空实施轰炸。对于这场漂亮的空袭,在之后不久,马钦自己也这样记载道:“大团的火球和大量爆炸产生的黑烟弥漫在空中。日本的轰炸机、油料库、军火库也在不断爆炸中。”大约有40多架日本战机在南京的日本空军基地被彻底摧毁。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飞经安徽芜湖的东侧长江段时,苏联的飞机编队遭到了敌军十多架歼击机的包围和拦截,一架中国机组驾驭的SB战斗机被击落。日军四架飞机被SB编队集中火力击落。

  波雷宁率领的第二组稍晚一点也开始了军事行动。他的编队成员大部分来自中苏边境的贝加尔斯克军事地区,最初的任务主要是护送SB型战斗机到中国,然后搭乘TB-3型飞机返回苏联。12月18日,最初的4架飞机停靠在肃州,紧接着飞往汉口,根据计划,在汉口要建成一个完整的苏联航空编队,其含有12架SB型飞机以及为之保驾护航的60多架其他类型的歼击机。但在汉口,由于机场附近的水坝遭到日军轰炸,整个机场被淹没在15-20 厘米深的水域中,波雷宁的部队不得不在中国空军驾驶的霍克战斗机的保护下降落在水中。

  1938年1月,真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莫斯科每天都能收到其部队在中国的作战活动、损失和设备维修等汇报,这些资料目前依然保存完好。这些用铅笔写在便签本上的报告依旧被仔细保存在档案夹内。这里有几个记录:

  l“1938年1月23日,6架SB轰炸机炸平了芜湖机场。5架其他型号的飞机则攻击了日军占领的南京机场。在这场战斗中,苏联空军完胜,没有丝毫损失。两架SB飞机因发动机故障降落。当天同样的轰炸又发生了一次。在芜湖,苏军摧毁了8架日本飞机(根据后来的情报部门报告显示,敌机有3架烧毁,5架受伤)。两批次的9架SB飞机则被用来轰炸长春火车站,铁轨上一辆运送煤炭物资的货车迅即烧毁。”

  l“1938年1月24日,9架SB飞机轰炸驻扎在宁国府的日军某部队,我方无损失。瞄准敌方主力,轰炸芜湖—长春沿线架SB飞机到达时已达发动机极限。”

  l“1938年1月26日,马钦中队的5架SB轰炸机两次从南昌出发,袭击了位于宁国府地区的日军步兵部队,13架从汉口飞来的波雷宁部队的战机轰炸了南京。”

  后一次远程飞行不虚此行。到1938年1月,越来越多的日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集结在南京机场。中国方面则侦察到日军有意图攻击汉口,于是综合考虑之下,决定提前行动。

  波雷宁亲自率部队在夜间飞行。日军几架在空中的老飞机A4N1没能拦住苏军的俯冲。结果日军48架飞机被烧毁。弹药库和燃料设施也被彻底摧毁。毫无疑问,日本方面对这场战役承认的损失轻描淡写,他们只承认烧毁了几架G3M老式飞机,部分飞机受伤。第一颗炸弹投下爆炸后,日军高炮才做出反应,随后是8架九六式(A5M)战斗机升空拦截。

  在日军防空炮火和九六式战斗机的夹击下,苏军的SB飞机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飞行员巴什科夫的座机被击中着火,他和领航员乌多维琴科跳伞获救,机枪手科斯京不幸遇难。另一些飞机由于迫降而报废,波雷宁本人也遭遇危险,其座机一侧的发动机制冷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在勉强穿越前线后他就迅即将飞机迫降在沼泽地带。由于事先考虑到有可能迫降,升空前国民政府给每个苏联飞行员都配发了一块特制的方形丝质手帕,手帕上绘有国旗和黑色的中国字,上面印着:“这是前来支援我们的西方人。若是中国军队或者民众看到这样的手帕请给予帮助。——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红色印章) XX号文件。”正是凭着这样的一方手帕,当地农民帮助波雷宁将其座机从沼泽地拉出,拖至长江沿岸,并调用了一艘拖船和一艘驳船将其座驾运到汉口检修。

  第二天,也就是1月27日,日军按计划发动攻击。这次在南昌,9架九六式陆攻机携带了58枚炮弹。由于中方的及时阻截,苏军方面没有遭到一点损失。日军其他8架飞机对汉口机场进行了“回访”,从2000米上空扔下密集炸弹,炸平了汉口机场,所幸事先有所准备,中方夜间巡逻队的例行巡逻给了苏军足够的起飞时间等待敌机。中方的高炮部队瞅准时机击落日军一架轰炸机。该机在机场附近摔得粉碎。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卫力量,中方无法保卫整个机场,因此中方部队采用了被称为“散弹”的方式迎战。当第一声警报拉响,所有的战斗机迅速飞离地面,散落在机场50-60公里的范围内,15秒到20秒就可以迅速形成包围圈进行战斗。接着,空中巡逻队的头机飞往地面查看战斗是否结束,然后通知所属编队返航、着陆。

  中苏飞行员的这次联合突袭迫使日本把大批空中人员撤离前线,结果只有少数力量留下,并需要战斗机护航。日军第二航空队参谋长源田实大佐提议启用前线附近的“特殊加油基地”,这种基地被苏方称为“出其不意的机场”。经过几次战斗,日军终于承认其在远程飞行作战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待加强学习“一种在和平时期无法掌握的技术”。不久后,中国人也在这方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几乎一瞬间就清楚地认识到,轰炸机是无法和敌军的战斗机抗衡的。然而,在真正领会该项特殊技术前,中方已经损失了太多优秀的飞行员。

  和日方不同的是,SB型飞机在护航战打响的最初几个月里,也没有采用歼击机护航,即便是满负荷加载,依然单独作战,其飞离的速度与之名号相当,不愧以“速度”著称。事实上,日本陆军的九五式战斗机、甚至海军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无法截住空载的SB战斗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军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只是如波雷宁所言:“我们的SB飞机在时速上远超日军的歼击机,他们的火力不足以对我们构成威胁,在紧要关头,SB能够全身而退,迅速逃离现场。”当然,这样的描述不乏略显夸张,但是基本战况大抵如此。

  与空战情形相反的是,中方的机场狭窄、简陋,给苏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一次,在汉口夜间降落时,一架导航的SB飞机先行撞毁,紧接着,雷托夫驾驶的飞机嵌入失事飞机的残骸,跟着是一架I-16。他说在跑道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沟渠”。这些正是开挖的大大小小的壕沟,也或许是长期受到日军空袭而造成的沟壑。还有一次,因为中方没有及时清理,因此蒂托夫的空中巡逻队无法正常降落在既定的平坦跑道上,最后,在强烈横风下,飞机在危险中艰难降落。为此,他义愤填膺地向机场指挥官指出:“我们来是为了帮助中国打仗,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机场上毁掉我们自己的飞机,那些被压出来的车辙必须尽快清理干净,懂么?”大约10—15分钟后,机场找来了300多个劳工,拿着土筐,喊着号子哼哧哼哧干起活来。

  作战任务由苏联飞行员执行,由中国军官指挥,但行动总指挥通常由苏军顾问担任,通常只把任务下达给苏方人员而不让中方人员知晓。时任第一飞行顾问的是日加列夫上校,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空军总司令。1938年,第一飞行顾问由索尔接替,接着是阿尼西莫夫。

  接下来的战斗实践证明,SB飞机的装载量非常了得,后来分别在AO-10型飞机上装载了两个炸弹箱,12枚穿甲弹,在AO-8型飞机上则装载了18枚穿甲弹。在几次成功的军事预演后,波雷宁战队在一周内迅速为每架飞机都配上了投弹装置。这些投弹装置保证了后续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但同时也造成了一次自己人的伤亡。苏联飞行员鲁缅采夫驾驶领航机投弹后,两个投弹器被卡住了,直到飞机舱门再次落下前突然爆炸。在迫降时,由于未知原因,在触地瞬间,领航员佩索茨基想要打开舱门,结果发生了爆炸,爆炸蔓延到了周围的中方和苏方的维修机组人员。事故造成8人死亡,领航员被大火活活烧死,只有机枪手被爆炸的气流抛出机舱落在一条壕沟和铁丝网之间的空地上,侥幸逃脱。

  自1938年1月底开始, M-100发动机开始告急,维修过的和再使用的发动机远远超出最初的考虑,大多数发动机都要持续工作150小时以上。战斗任务接踵而来,连续不断。苏联驾驶员普申回忆说:“我们在维修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甚至与机修师一起用手铆来维修飞机,因为在中国找不到气锤。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飞机,我们常常要从三架报废的飞机上拆卸零件,用来凑成两架能用的飞机。”

  在这些著名的战役中,1938年2月23日那场袭击台湾某空军基地的战斗尤为精彩。这场胜利恰好是给苏联红军成立20周年最好的献礼。在台北市附近的空地上,日军集中了他们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菲亚特 BR.20双发轰炸机,该机从意大利进口,被称为“一型”战机。苏方的战斗任务是摧毁这些新型装备,使其不能上前线。为此,苏联方面准备了两个攻击小分队,第一分队从汉口出发,28架SB型轰炸机构成全苏联飞行员机组。第二分队由南昌出发,混合机组,携带12架其他型号的飞机。为了达成突袭,机组从台湾岛北部进入,然后突然在1000米高空盘旋,关闭多余引擎。颇为糟糕的是,只有从汉口飞来的波雷宁机组成功发现攻击目标,第二队则因迷路折回。台湾机场被厚厚的云层所掩盖,第一队的苏联飞行员在最后时刻通过云层窟窿,发现了日本飞机。其在阵地两端呈两行排列,边上放着准备好的集装箱,飞机和集装箱都没有任何伪装措施。还没等日军的歼击机起飞及防空炮兵部队有时间开火,苏联编队已经在第一时间投下了280枚炸弹。依赖于优良的性能,苏方轰炸机投完炸弹后便全速撤离,这一仗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地面上,则大约有40架日军飞机、库房和足够用三年的燃料库被彻底烧毁。这场全胜使日军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机场最高指挥官含愤切腹自杀。从南昌起飞的第二分队损失了一架飞机,事故原因是燃料耗尽,中国飞行员试图迫降,以为是秧田,实际是湖泊,机组成员全体溺死,其中苏联籍领航员兼政委塔金不幸殉职。

  SB轰炸的目标不仅有机场,还有桥梁、火车站,日本官兵聚集地。1938年2月,13架SB飞机袭击了南京的浦口火车站,同时炸毁了三列火车。第二天,两个巡逻小分队消灭了正在渡过长江的一队日本兵。飞机从高空投弹炸毁了渡江的船只和木筏。同时机枪扫射了河岸边等待渡江的大队日本兵。那天,没有一个日本兵渡过长江。

  同年3月,波雷宁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摧毁架设在长江上的一条重要的铁路桥。由于单程飞行近1000千米,他选择在返途中的肃州加油。3个配备有8架SB型飞机的机组成功完成了轰炸任务,甚至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他们不仅炸毁了铁路桥,还顺带炸毁了浮桥,把刚登上浮桥的一队日本兵全部消灭。这一次,同样迅雷不及掩耳,日军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们的防空部队也没来得及开火,他们的歼击机也没有来得及起飞,苏方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日军又一次没能抓住苏军顺利返航的飞机。

  最初预计是在1938年4月25日至6月5日期间,苏联的驾驶员将全部轮换。波雷宁的战队飞往兰州,在那进行必要的休整和等待新的发动机。其位置将由从南线飞来的赫留金替代。与此同时,北线架SB飞机从乌兰巴托起飞,7日,又来了15架飞机。斯柳萨列夫上尉受命领导这支队伍,几天以后,另一支队伍由蒂托夫率领,经过蒙古,到达西安,然后前往与日军交火正酣的武汉。

  这些SB飞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长江上导航。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准备在6月14日至7月28日期间,至少发动49次突袭来对付中国海军和沿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汉口战役中,日军的歼击机担负着为轰炸机护航的任务。因此,日方的歼击机需要一次次拦截沿长江飞行的SB飞机。显然,他们不是SB型飞机的对手,苏方资料标明,仅斯柳萨列夫就击沉了70多条内河船只。

  在此期间,中国的飞行员或多或少也掌握了一些SB的飞行技术,开始不再作为中苏混合机组的一部分,而是渐渐独立完成SB的飞行任务。1938年初,中国空军第一飞行中队首次独立在扬子江保卫战中露面。4月17日夜间,指挥官李慈珍接到命令从南昌基地出发前往南京单独执行任务。由于经验不足,在第二天的返回途中,其飞机迫降在靠近九江的一处河域,机组成员全部阵亡。第11中队也开始在南昌作战。1938年6月28日,6架SB飞机接到命令轰炸马丹堡垒附近的日本军舰,在第二大队队长孙唐康的指挥下起飞。中国飞行员驾驶着I-16战斗机护航。因天气恶劣,护航机和轰炸机最终失去联系,SB轰炸机编队被迫四处分散,其中的两架飞机,1103和1104 同时发现了他们的战斗目标,并想立刻实施轰炸。但是被其后的日军歼击机咬住不放,一架SB飞机被击落,只有领航员跳伞生还。

  7月12日,第一中队的3架SB型飞机从西安出发轰炸日军军舰,返航途中,它们遭遇到日军五架战斗机的追击,机枪手赵树林击落了一架歼击机,但同时其所在的103号飞机也被击中起火。飞行员和机枪手在太湖附近跳伞,领航员皮玉袍随飞机坠落。同一天,第二中队的三架轰炸机随两个苏联机组在安庆附近同样遭到日本空军的拦截,中国驾驶员驾驶的一架飞机在空中起火,机组三名人员纷纷跳伞,只有领航员生还。那天损失了5架SB轰炸机和9名机组人员。7月18日,中国驾驶员高卫连驾驶飞机在汉口着陆再次遇上日军的歼击机,被敌军击中,三名机组成员迅速撤离失事飞机,但只有机枪手生还,剩下两名淹死在湖里。那块区域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对于飞行员而言,几乎成了致命的陷阱。

  8月21日,新任队长田向国上尉驾驶编号为74的SB飞机在汉口和成都两城之间的上空被击中。三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1937年 12月,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已经被全面改造成了SB飞行部队,并于次年4月重新投入战斗,负责攻击蒙城、永城、王府和广台集。然而,根据苏联方面的描述,中国编队整体而言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他们训练得极为匆忙,飞行时间不够,战术知识也非常有限。此外中国军队的官僚习气也对其进步毫无帮助。”苏联机械师柯启金后来回忆说:“中国飞行员飞行时间很长,却杂而无序。常常不遵守操作章程,还忘记对飞机进行维护和保养,缺乏必要的警戒和必要的维修。这些都会让其付出代价。”

  苏联机组同样受到了重创,整体而言,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空军更新了战斗机。中岛Ki-27(又称九七式)战斗机速度更快,操控更灵活。直到1938年中,苏联的SB轰炸机一直都在2000到3000米高空飞行,但自从日军装备九七式新型战斗机后,SB不得不拉升到7500米到8000米,因为在这样的高空,日军战斗机无可奈何,但是这样的驾驶新技术又给苏军带来了不少新的战术问题,因为大多数飞行员没有接受过这样大高度的高空飞行训练。他们因此需要在地面上学习新的技巧。中国的工厂没有配备专业的氧气站,因此不得不向私人工厂购买。一般说来,这种氧气的质量很成问题,有很多潮气和杂质。

  空中飞行的定位一般由队长直接指挥,虽然飞机都装有无线装备,但使用起来还是有问题。一方面,飞行员觉得装备在飞机上增加重量;另一方面,日军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监听,继而用高功率电台干扰或压制信号发射。

  由于缺少可靠的方向定位技术,造成了一些作战任务的彻底失败。指挥官赫留金也为此遭到上级处罚。一次,他率领的一个编队12架SB飞机在云层中迷失方向,迫降在不同地点,所幸损失不大。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中方飞行员这边,1941年9月23日,中国空军第一大队队长顾兆祥率领第一和第二大队联合编队轰炸湖南北部洞庭湖附近的日军阵地,因为他的座机出现机械故障无法继续飞行,导致作战失败,整个编队解体,很多飞机不得己因为迷航而迫降。

  1938年8月3日,由苏联飞行员斯柳萨列夫、科道夫、安西莫夫分别驾驶三架SB飞机在7200米的高度成功炸毁了安庆机场。敌军的防空炮火伤到了一个引擎的压缩机,斯柳萨列夫的座机失去高度控制,突然有两架日本战斗机交叉斜杀过来,并招来二十多架日机狼群(大部分为 96和 95机型 )的猛烈攻击。nba直播苏军三架轰炸机迅速调整为密集楔型编队飞行,依靠自卫火力互相掩护击退了敌机,击落了五架战机,最终所有轰炸机安全返回基地。一名机枪手大腿受伤。返回基地后,每架轰炸机均挂有50-70处弹痕。斯柳萨列夫战队参加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在江西庐山由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战。这次,所有SB飞机均由I-16型飞机护航,任务是轰炸日军的大部队和炮兵连。同年9月底,中国编队在泰安袭击了日军106师,使其遭受重创,迫使日军在此多停滞了一个多月。

  1938年10月,发动机问题再次出现瓶颈,不少飞机被再次送往兰州,兰州基地已经变成了维修SB飞机的中心。中国方面只有缺编的第1和第4中队还在坚持战斗,第2中队撤往南阳,继而转飞柳州。

  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新一批SB飞机的护航任务交给了斯柳萨列夫团队,到1939年春,其团队前后共护送了60多架飞机前往中国,其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了中国空军。1939年2月,最后一批护送SB飞机前往中国的飞行员乘坐卡车返回苏联。从最初援助时的60名,到撤离时的16名SB飞行员,如果再将歼击机的飞行员算进去,一共前后有200名苏联红军志愿者在中国牺牲。此后,留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大幅减少,1940年5月最后一批援助人员撤离中国。

  1939年初,由于缺乏SB飞机, 第一中队在成都附近的太平寺机场开始改编。建立了最早的SB轰炸机培训中心,由苏联飞行员、机械师和工程师担任教官, 到1939年6月,这些专业教官为中国空军共培养了120名左右的专业人员。

  1939年4月,这些机组重新投入战斗。6月,部队带着7架SB飞机前往湖北,但沿途发生的意外使其一下子损失了4架。1939年6月25日,由第一大队队长顾朝阳带领8架SB飞机轰炸日军宜昌阵地,顺利完成战斗任务。

  1939年2月,第2和第4中队在成都汇合改编,6月完成训练,7月,参加宜宾保卫战。第9和第11中队紧跟着也加入进来。随后,第9中队前往南昌驻扎,主要用来对抗长江下游的日军。7月3日,共6架SB飞机轰炸日本军舰。其中两架因为半途迷航燃料不足无奈返回。其余四架遭到日军歼击机拦截,被冲散后单独执行轰炸任务。长机首先被击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李扶余的战机则被一枚炮弹击中,迫降在马路上,迫降后,该机组三名人员负伤生还。

  1939年2月,第6大队下属的第19中队领到4架伏尔提V-11型战机,9月,19中队转型为SB飞行部队。在短暂训练后,被派往桂南执行战斗任务,到那时为止,中国境内共计192架SB型战机。

  1939年12月初,为了加强军队间合作,第一中队队长刘福川被任命为第五侦察大队队长,配有两架SB飞机,并在昆仑山一战中大获全胜。

  1939年夏,苏联研制的DB-3 远程轰炸机也开始在中国上空接受战火的洗礼。西班牙内战时期,DB-3还处于试验阶段,未能最终出厂,这回正赶上了在中国战场的实战测试,并大显身手。

  1939年6月,第一批12架DB-3轰炸机在库里申科上尉的带领下起航。波雷宁被任命为训练指挥官,然而所有对于SB适用的场地对于DB-3而言,都太短了,但是当局又不允许他们中途停靠。 因此给波雷宁配了第二架SB飞机,时刻在乌鲁木齐机场准备听从指挥起飞,DB-3编队则在空中盘旋等待,等待续航的第二架SB飞机,引导DB-3直到兰州。接下来,从兰州前往成都,则由DB-3编队自行完成。在成都,第9和第11中队将装备DB-3型飞机,用来补充战斗中损失的大量的SB型轰炸机。

  1940年,新疆的伊宁、哈密等地区不再作为SB的运输和训练基地,一部分用于训练的SB机型被编入新立航空部队。

  1940年初,因蒋介石政府的原因,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政府迅速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虽然继续向中国供应飞机,但是飞行员不再直接参加任何对日作战任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日苏签署《日苏中立条约》(也称《日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才彻底结束对华援助。

  1941年6月,最后一批108架SB 2M-103飞机来到中国,这批飞机较之前的SB飞机更为先进,它们配有先进的无线球面回转炮塔,因此被中国人称为“SB-3”,之前配备100型发动机的则称为“SB”。这批新型飞机于1941年1月中旬在位于新疆哈密的中国空军第一大队服役。第一大队第2中队首先配备了这些新机型,第1中队则是SB-2和SB-3混装配备。3月中旬,30架全新的SB-3配装到位于哈密的第六大队,用于在嘉峪关的飞行训练。同年5月,第六大队解体,所有机型被重新安排到其他部队用来补充战争中的飞机损耗。同时,3架SB-3被安排到第6中队,与仅有的DB-3混编。

  与此同时,苏军在成都开始训练新成立的第12大队。12大队编有45、46和47中队。该大队补充的是来自于士官飞行学校的第一批轰炸专业的毕业生。1941年1月,编队开始正式训练,到1941年3月为止,编队仅拥有14架SB轰炸机和3架SB-3轰炸机。6月1日,在金沙江南岸的邵通机场,日军摧毁了其中的四架。直到1944年10月,该队撤销前,一直留在后方作为预备队。

  到1941年9月底第二次长沙保卫战中,所有飞机都被派往前线中队的战机攻击陕北附近地区。9月29日,8架SB-3型飞机组成编队,飞返基地途中迷航,所有飞机迫降在田野。这次事故后,12月初,该支部队从第6大队调来10架SB-3飞机补充实力。这一时期,第1和第2大队联合作战,9月23日,他们炸毁了洞庭湖附近的日军基地。10月,11中队前来与第1、第2大队汇合,加入长沙保卫战。

  在长沙保卫战中,日本俘获了一架状态良好的SB飞机。1941年9月29日,第二中队队张易青驾驶代号为0202的飞机执行任务后未及时返回,不久后的情报显示其已经潜逃到日军占领的汉口机场,后来,这架SB 2M-103重新刷上了汪伪政府军的涂装。

  接下来的日子,苏联的轰炸机参加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少,只在最为关键性的战役中才能看见其身影。1942年1月8日,在队长秦文的带领下,第二大队重组后带着9架SB 2M-103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执行轰炸任务,彼时敌军的飞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结果,2架SB飞机被击落,其余3架受伤迫降。8月22日至8月24日,9架 SB-3飞机由第二中队长率领和第一大队联合轰炸了越南河内的机场和其海防港口。此次担任护航任务的是美国的飞虎队 。

  1943年初,只有第一大队还在执行飞行任务,其装备了19架SB-3 飞机,同年5月,在湖北边界,其完成最后一次执行轰炸任务后谢幕。1941年下半年,中国的飞行中队按照中美的“租赁合约”,开始接受来自美国的飞机。同年8月,第9中队已经重新改装,全面配备洛克希德A-29型飞机,10月中旬,全队投入战斗。一年后,第10中队紧跟其后。1943年8月,第1大队接到命令飞往印度,前去验收B-25型轰炸机。

  与此同时,直到1944年,苏联的战机依然在训练中使用。最后一批DB-3型飞机服役到1943年9月;SB飞机则在1944年10月后解散到45、46和47中队,直到日本投降,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内战。一部分SB飞机在驻地为山西营口的“西北空军纵队”服役。先是在乌鲁木齐,后于1944年前往新疆。1942年11月至12月,这支西北空军纵队用来支援地面部队保护包头。直到1946年初,最后一批SB飞机才光荣退役。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也研制了一批仿SB机型来对抗日本。

  186人在行动或事故中牺牲,其中有146名军官,33名士官和 7名飞行员。

  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中旬,共计3665名苏联军事专家参加了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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